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转换的过程。在一个阶段有一些产业在全球有竞争力,到另外一个阶段另一批产业形成竞争力,那么这个结构就能实现转化。在新的阶段里,经济又可以改革发展壮大,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个情况。今天,讨论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从新旧动能转换的主题出发,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新旧动能转换的点在哪里,在哪些方面大有文章可做?讨论这些问题,有六个变量值得关注:
第一,区域产业升级孕育着巨大的动能。
我们知道,不同区域的新旧动能是不一样的,经济增长活力也各不相同。比如,珠三角城市新技术驱动的产业不断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区域发展;中部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上同样可以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具有后发优势;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后起之秀;东北地区面临经济发展理念思路的调整完善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问题,如果可以予以有效解决,将迎来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要素投入增强经济动能的空间依然很大。
增加要素投入,进而增加经济发展动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种经济增长要依靠大量的、高质量的生产要素投入。此外,土地的因素,也能为经济的增长提供新的贡献。特别是大量农村土地如果能够进入到市场里面,成为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会带来新的动能。
第三,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能够提高产业的整体发展效率,释放新动能。
我们一般说的开放,通常是指对境外开放。其实,对国内产业的开放,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比如,大量基础性产业市场的竞争目前仍然不够充分,形成有效竞争和竞争市场的、比较合意的产业组织结构仍然没有形成。如果对石油、电力、电信等基础产业实现对内开放,那么对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又可以形成一股新的增长动力。
坦率地讲,相关产业本身的效率还相对较低。由于是基础性产业,无疑会提高整体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如果相关产业进一步开放,形成有效的可竞争市场,不仅能够促进产业本身的发展,而且对其他产业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等,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动能潜力巨大。
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比较高。一个产业生产出产品来,除了购买生产要素所需的支出之外,还有很大一块是制度的成本,即为了使企业合法经营运行所额外支付的费用。就眼下的情况来说,这个费用仍然有下降的空间。
第五,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业态对经济的融合与渗透,会不断衍生新的动能。
有一种观点认为,最近数十年是人类技术大停滞的时代,科学的原理没有突破性进展,主要是做一些修修补补以及应用层面的累进。资本投入在不断增加,技术却没有显著进步。由此,世界经济停滞是理所当然的。而以前人类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是由于重大技术突破,由于新技术的应用,使得资本投入有产出,产业得到发展,需求得到满足。
对于这一观点,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能看到的是,现在的技术进步是潜移默化的。例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不断与其他产业融合、深化与延展,许多传统产业逐渐释放出新的活力。再如,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方向,越来越倾向于移动互联特征,越来越倾向于和人工智能结合,越来越倾向于跟生物技术的嫁接,正逐渐形成人体能力增强的一个技术轨迹。这能不能看成是当今世界技术发展的主流形态,它对我们未来新经济动能的注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都尚待观察。但这一轮的技术发展很可能不像历史上的汽车发明、电力发明那样具有明显的革命性特征,这一点倒是显而易见的。
我的观察是,信息技术对经济动能的形成,是慢慢融合到其他产业的。通过改造传统行业、提高产业效率,使消费者不断得到便利和实惠。这也许不是一种标志性的、显著性的变化,但实际上对经济的促进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
第六,企业创新组织方式的变化,是未来中国经济重要的内生动能之一。
在上一轮企业创新阶段,企业有组织的创新行为是通过大规模的公关、试验和成果转化而形成的。现在不完全是这样,不仅一些跨国公司在创新组织上发生了与传统企业研发部门不同的变革方式,而且我们看到更多的情况是“创客”所有制。企业给研发团队做一个研发投资,且后面还可以有外部的资金参与进来;创新成果的产生以及后续的产学研转换,跟个人利益和知识产权紧密结合。由此,创新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企业微观组织形式的改变,同样也在发生。事业部的制度(企业在内部按照所经营的事业等,设立若干事业部。事业部通常拥有经营自主权,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不允许用一个部门的盈利填补另一个部门的亏损),对企业大规模生产乃至全球性企业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类似组织方式的变革,也正在影响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有望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因素。(干春晖)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