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有多部文集以“时间”命名。“时间”可说是您作品中一个核心词。这意味着什么？

夏立君：“时间”是个平常概念，谈说“时间”却有陷入谈玄的危险。尽量往具体里说吧。

人生只能展开在一个有限“时间单元”里，正常是六七十年、七八十年。“人是时间的人质。”我较早就萌生了大约可称为“时间焦虑”的念头：此生应成点事。

儿时就常幻想自己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时会怎样。那时觉得四十岁就相当漫长了，再老的岁数就不想了。后来，我经常会回味到一个情景——约在十二三岁时，有一天，望天望地，忽然十分陶醉，产生了一个难与人言的念头：我真好，让我当谁我都不干。与同龄孩子比，我长得相当精瘦矮小，还口吃，实在是个不讨人喜的小家伙。应当就在这前后，我即迷上了文学，就铆定在文学上成点事。此后，为文学吃尽了苦头。二十多岁时，读到马斯洛对人生成功者“高峰体验”的描述，令人着迷。我有过“高峰体验”吗？一下子就想到了儿时那一幕。其实，那大约应算是一种儿童式的自恋，似也可视为人生中首次“自我”觉醒。现已年近花甲了，感觉从未有过马斯洛所言“高峰体验”，鸡毛蒜皮而已。儿时那一情景，对我后来保持对“自恋”的警惕有作用。我感觉，文学艺术圈里，对自己及作品过分“自恋”现象并不罕见。

一个执着于文学的人，他对自己已使用过的时间、对人类已使用过的时间（即历史）以及未来的难知长短的剩余时间，有一些特别的乃至不正常的记忆、反映、感受，可能反而是正常的。我有这种阿Q心态：过往时间里的所有挫折、愧疚、屈辱、苦难等都有价值，我照单全收。对未来时间取何态度呢？——今天是余生第一天。

物理时间不存在品质问题，“个人时间”则必具特定品质，因为那时间被你使用过了。为某事支出多少时间，人是会有价值考量的。忙碌一年却没挣到钱的人，会说今年白干了。对属于我的这个有限“时间单元”，怎么使用，能否让其有点质量？虽浪费了很多时间，但也没有忽视这一问题。以古今中外众多不屈者的生存奋斗，来映照、激发我的此生此世。这应当就是以时间为核心，贯串我文章的一种捕捉与表达吧。

时间就是一条迅疾又绝对匀速的河流。人生就是在这时间之水里扑腾几个水花而已。只是，没有完全相同的两朵水花。

记者：您每本书中都写到李白，《时间的压力》中李白篇长达五万字。对李白既偏爱，又审视批判。您是如何处理这看似矛盾的表达的？这中间有无可资今人借鉴之处？

夏立君：我的确比较喜欢读李白。他是个毛病很多的人，是个责任心极稀薄的人。不止不会当官，除了写诗，什么角色都干不好。他这个人、他的诗文，特别鲜活，最少腐朽伪饰。我读他时，很容易快乐；我写他时，最放得开。找与杜甫、陶渊明等人物相近的古人都不太难，但找个“小李白”很难。李白的敞亮坦白，令我感到只有把他与普希金、拜伦、雪莱等现代诗人放在一起才是合适的。“蝴蝶忽然满芳草……”（李白诗句）我把长文命名为《忽然来了个李太白》，我说“李白带着一脸梦幻般的忽然神情……”李白在中国文化背景上是个另类。

我的确不把李白当作理想文人人格。写文章时若能有点李白的自然天真大气就好了，做人的话还是像杜甫那样严于律己一点、多点责任感比较好。从李白身上，我以为我读出来了一点古人及其他现当人未读出的东西。

开阔的盛唐，给李白提供了喧嚣的条件。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更加喧嚣的世界了。个人成长空间无疑在扩大，但又很容易迷失自我。养成定力，追问自我，保持自审自省，很重要。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弄丢“自我”。说到底，能不能成点事，活出点生活的意义，根源于有一个怎样的自我。让自我有点力量，又能忘我，清楚责任与义务，才能让处世与自处保持常识状态吧。

记者：请结合您的创作生涯，谈一谈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夏立君：阅读先于写作。不解决阅读问题，不可能解决写作问题。天分、才气能让你在创作之路上走一程，但没有阅读的支撑，肯定走不远。

阅读是一种成长方式。“你告诉我你读什么书，我就知你是什么人。”（契诃夫）的确是这样。一个人对书的选择，与其人生选择高度相关。大医张文宏在疫情非常时期不断发声，他这话令人心惊：“……我不跟他们讲的，因为我们读书不一样。”去年秋，与山东文艺出版社张海珊总编一起参加活动，张总谈到，单位招聘人时，她自作主张，在笔试之后的面试环节加一项目：请谈谈你最近读过的一本书。应试者现场表现差别很大，张皇失措者不少。读不读书，读书多少，读什么书，这之间是有本质差别的。我想，以张总这话去问文学圈内人，露张皇失措迥态者应亦不少。大作家必为大读者，而基本不读书却不断写作的作者亦不少。作品质量上不去，文学视野打不开，常与阅读状态相关。

“一个人能深入读五六本书，就了不起。”（福楼拜）这标准似乎很低，其实很高。有不少人可能从来没有深入读过一本重要的书。

读书，就是读你自己。有价值的阅读，也就是通过阅读者与作者的人性碰撞。重读一本书，就是重读你自己。你变了，书亦变了。

我相信，并非只有作家才有创作欲，人人都有潜在的创作欲。阅读好文章时会产生愉悦感，其实这是作品契合了你潜在创作欲的结果。作家的精神成果能引人共鸣，惠及众生，深层原因就在这里。扎实做好基础性阅读，尽快进入创造性阅读状态。创造性阅读，与创作紧密相联，乃至就是创作。

不会有天生的作家。作家就应该在持续阅读与反复写作训练中，不断更新自我。

记者：从《心中的风景》到《时间之箭》，再到《时间的压力》《时间会说话》，您的散文创作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有没有分类？

夏立君：我创作成就很低，不足挂齿，从未想过分类分期问题。若从创作心态来讲，五十岁是分水岭。《心中的风景》是我第一本书，出版于2003年，是四十岁前作品的结集。一个从十多岁就立志当作家的人，年过“不惑”了，竟然只能凑合出这么一点东西。《时间之箭》出版于2010年，已年近“知天命”了，作家在这个年龄上应该差不多接近“完成”状态，而我好像仍不知老之将至，感觉来日方长，总是让文学为工作为琐事让路。就在这之后不久，我忽然就慌张焦虑了：五十之年到了。必须坚决收心，主攻文学。迟至五十岁，我才进入以读写为主业的生活。集中奋斗了五六年，才有《时间的压力》。这算是一本自成系统并有所突破的书。主要是自我突破。

这两年，因为选载、再版等原因，我不得不屡次再读并不愿读的《时间的压力》。距离写那文章的时间并不久远，许多文字却给我陌生感了：那时，我写下了那样的话；那时，我进入了那样一个“时空”。文章境界并不高，但让我再深入那一创作时空一次，再写出几篇那样的文章也是难的。我似已用尽“洪荒之力”。

记者：哪些文、史、哲著作对您的创作产生过较大影响？近来您正在阅读哪些书？

夏立君：我读哲学、心理学、历史等用时多于读文学。一生阅读大体如此。经常阅读些有难度的东西，对提升自我比较有力。

我相信，价值大的著作，往往是以透支作者的体力与智慧为产生前提，也往往蕴藏着连作者也意识不到的力量与美。读《史记》《红楼梦》《呐喊》《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你仿佛能听到作者汩汩流淌的心血。读《白鹿原》，也能感受到作者在拼命。当然，好多作品是轻松的，并且会赢得更多读者。周作人那些轻松小品文，我试读一次，不喜欢，再次试读，还是不喜欢。自赏自恋自娱自乐味太浓了。若想在创作上成点事，就不能光读轻松的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之外，大量现代心理学、哲学作品进来，给我一种打开新世界的感觉。尼采、费洛伊德、费罗姆、阿德勒、罗素等一齐涌入，他们所表达的，确实是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海德格尔、福柯等理解难度大的哲学家，我也试着硬啃一啃。那些著作，对我打量中国古人是有大帮助的。有些在过往岁月里给我深刻印象的著作，我会一再重读或部分重读。

疫情爆发至今，两个多月了，基本一直在读书。所读书开列如下。

《变形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重读部分）

卡夫卡《审判》（首次读，至三分之一处）

勒庞《乌合之众》（首次全读）

邓晓芒《灵魂之旅》（首次全读，部分篇章浏览）

邓晓芒《灵之舞》（首次全读）

巴里·布赞《时间笔记》（重读部分）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首次全读）

费洛姆《逃避自由》、《寻找自我》（重读部分）

彼德·沃森《思想史——从火到费洛伊德》（上下卷逾千页。读至282页。）

博尔赫斯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7个短篇，首次读竟。莫名其妙。）

博尔赫斯《但丁九篇》（读三分之一。）

还零星读了其他一些东西。病毒肆虐，人心喧嚣。一天向晚时分，朝窗外一望，感觉会有很好的落日，便来到楼顶露台。太阳刚没入地平线，天空澄明，回望东面的大海已是幽暗无边。世界的表情似乎就是沉寂与喧嚣的交替。前些日子，近处的几片工地陆续复工了，给人世界重生之感。可是，疫情又在全球迅速扩张，令人忧心。不禁想：会不会终有一天，连安静读书也不可能了？或者连读书本身连文学等等也无意义了呢？——只好暂且读书吧。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中的“传统”？“传统”在您的创作中处于什么位置？

夏立君：传统是永远的背景，这是切也切不掉的。就像一个人无法切掉他的过往岁月一样。

中国传统历史悠久又块头巨大，在古代始终未遭遇更强大文明的挑战，以朝代为单位的自我克隆，直到清亡才算结束。就像同一个人，一次次倒地又顽强站起来。这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悲壮奇迹。先秦就奠定了这一传统的生机。中华文明命不该绝。

有辉煌传统跟随我们身后，是光荣，也是宿命。“一代代先人的传统，如梦魇一般压在生者的脑海里。”（马克思）时下的传统热，多表层喧嚣，少建设性再生性。对传统若缺少批判反省的深度，不利于高品质再生。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抱“脱亚入欧”姿态，蜕变演变非常激烈，但最终还是东方底色。就像个体自恋过多会导致其自我陷入困境一样，一个民族若在传统上陷入自恋也必定妨碍其再生。再生过程必定是漫长艰难的。当下生活面貌的确立，开放改革功不可没。此过程必定将持续。

深感无以回报养育自己的传统，就把理解传统养育出的各类古人，当作一种回报。以《时间的压力》为代表，算是我对传统的思考与回报。我确信，养育出什么样的人物，就是什么样的传统。有伟大的人，没有完美的人；有伟大的传统，没有完美的传统。都说传统在反弹，让什么东西反弹，警惕什么东西会反弹，这无疑是时代大课题。“文艺复兴”显然不是古希腊、罗马传统的简单复制，实质是一场传统的凤凰涅槃，其成果就是知识与精神的现代性再生。

鲁迅有劝青年“不读中国书”一说。这是矫枉过正愿望前提下的极而言之。鲁迅终生深研中国古典。鲁迅之为鲁迅，正是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碰撞的结果，是传统养大又睁眼看世界的结果。一个人若对中国传统无所知，却以鲁迅之言自解，恐怕是站不住着的。我主张对中国古典要下功夫。这是理解自己传统的需要，也是理解现代文明的需要。

记者：福楼拜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您怎样看这话？

夏立君：生活方式无穷多。福楼拜是作家，他把写作视为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没问题。

时下，大家都在关注疫情。不断有人说到新冠肺炎的后遗症问题。一天，我忽生一念：每个人都活在他的后遗症里，你就是你的“后遗症”。你今天是这个样子，是因为你从前是那个样子。搞创作的人，“后遗症”尤其多。我在第二个问题里说“我的‘旧我’分外沉重”，就是这个意思吧。文学就是我的最重的“后遗症”。没吸过毒的人，亦明白毒瘾是怎么回事。爱好上文学，跟吸上毒差不多吧。

生活是生活，创作是创作。我的生活里有创作这件事，我把这件事看得比较重要，别人则完全可能将我看作傻瓜当作笑料。不必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能把自己把自己的作品看高了。十几年前了，在同学聚会时有位老同学笑道：夏立君呀，还坚持写“作文”呀。当上了或大或小的官，发了或大或小的财，大家基本都接近于成为了想成为的人。我也成为了我想成为的人：我就是个自少年时代就得了文学“后遗症”，却死不改悔的人。

记者：《时间的压力》“中学生读本”即将面市。这是此书第三种版本了。中学生阅读状况您不陌生。可否向他们推荐些书？

夏立君：教书是我第一份工作。去年，几位老弟子来日照，师生共同回味往昔生活。一位自新加坡回来的弟子笑道：“上自习时，老师您总是靠在讲桌上，手里捧着一本书。这比您用眼瞪着俺，效果可好多了。”弟子怪会夸老师。我当过他们班的班主任。我比较注意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尽量多提供课本之外的东西。养成好的阅读习惯，不但能解决作文问题，也基本就解决了整体学习能力问题。我在媒体工作已二十年了，但一直关注教育，长期跑教育口。去年下半年，译林出版社决定出版《时间的压力》中学生读本，不久将面世。聘请语文名师担纲点评导读，篇幅作了压缩，降低了阅读难度，中学生当能读进去。对此，我是欣慰的。

向中学生荐书，我略觉有点底气，但具体荐何书，又觉惶惑了。举几种我青少年时代特别喜欢的书：《小银和我》（希梅内斯著）《傅雷家书》《严文井童话》《致小读者》《世说新语》等。但没有哪本书非读不可。学生当根据个人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读物。优秀古典诗文对筑牢语文根基特别重要，传统蒙学《幼学琼林》《格言联璧》等读物，仍具学习价值，可快速丰富词汇。若能在初中阶段特别是上高中之前，解决基础性阅读，后面的语文学习乃至整体成长就省事了。总之，要循序渐进，读写结合，以读促写。

记者：获“鲁奖”后，您的散文写作是什么状态？新的写作计划是什么？有没有小说创作计划？

夏立君：这两年主要时间用于读书了，也保持些社会接触。主要是为写小说作些准备，但读小说却不多。一篇像样的散文都没写。《时间的压力》是个未完成的系列，留待年纪再老些写吧。现在还不够老。《时间的压力》是一个界限。之后，我当然向往新的突破。

并无严格写作计划。向往写些小说。去年写了几个中短篇，感觉不在状态。从前写过小说。2005年，在我主动申请下，组织上安排我到一个乡镇挂职。挂职是配角，个人可支配时间相对较多，我就写过一段时间小说。小有收获，上过头条，入选过《小说选刊》。一回到原岗位，就又将小说放下了。现在想来，当时就应一鼓作气，趁年轻先在小说创作上突破一下。可惜，时光不能倒流。

知天命之年已远逝，花甲近在眼前。短暂生存的人却总喜欢将自己与天联系在一起。“人是知道头顶上有个天的动物。”这话是不是比各种定义更能将人与其他动物分开？“爱命运”（尼采），究天人，知限度，尽己力，再来点随遇而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