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崇法/文
李红 倾心抗战妇女楷模
1896年，李红出生于东港区后村镇后马庄二村(原为日照县马庄乡)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中。17岁时，她嫁给本镇崖头村贫农周文水。后来，丈夫不幸去世，当时子女尚未成人，长子只有16岁，小的刚刚4岁，家庭重担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
抗日战争时期，盘踞在日照的顽十六团，经常向日照县抗日武装——— 县大队挑衅，制造摩擦。1942年春，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在李红居住的崖头村北岭上，曾连续发生过几次战斗。崖头村位于日照县西部，三面山岭相绕，属于当时的游击区。因地形优越，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经常在这一带进行秘密活动，宣传抗日，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这年夏天，日照县大队侦查参谋张隆德(五莲县郑家庄人)到这里侦察敌情，了解到这一带群众有拾到子弹的，他想把流散到群众家的子弹买出来交给我军使用。当他看到住在崖头村北岭的李红家是单门独居，就走了进去。张隆德见女主人忠厚善良，便直言不讳地对李红说：“我是八路军的，共产党、八路军是为人民打天下的，现正缺少武器弹药，听说这里有拾到子弹的，我想把这些子弹买出来，给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用。”
她听说来人是个八路军，便喜出望外，爽快地对张隆德说：“你在家里等着，我去给你买。”。
李红打听到村里有两三个户拾到了子弹，她就找到这几户人家，动员他们把子弹献出来。之后，张隆德经常到这一带宣传抗日、侦察敌情，就住在李红家里，并拜李红为干娘。张隆德在李红的帮助下，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在这一带培养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
张隆德了解到李红丈夫有个叫周绪朋的侄子在平台村伪军炮台当小队长，是驻这个炮台的最高长官。他是因生活所迫当的伪军，据当地群众反映，这个人忠厚善良，从不敲诈百姓。张隆德看到李红处事老练，言语谨慎，又有阶级觉悟，想同她一起去平台炮台做周绪朋的工作，以便利用周绪朋从伪军内部购买一些枪支、子弹补充我军，并了解敌人内部的情况。这个任务既艰巨又危险，可又需李红亲自去办才行。此后，李红还经常以贩花生米为名，掩护张隆德到被日、伪盘踞的日照城里侦察敌情，从未出过差错，部队领导批准她为日照县大队地下联络员。
为了进一步扩大策反工作，她想到了本乡宅科村在日照城干伪军小队长的孙肇爵。孙肇爵也是穷人出身，李红与他认识并与他老婆沾亲带故，如果能把孙肇爵拉过来，作为日照城里的一个内线，利用他搜集驻日照城里的日、伪军情报和购买子弹，那就更好了。
1943年2月10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张隆德和李红以探亲的名义到了孙肇爵家。见到孙肇爵后，张隆德开诚布公地向他讲述了抗日形势和我党的抗日主张，并对他晓以利害，欢迎他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之后，孙肇爵因走漏了风声，以通共嫌疑罪被宪兵队秘密关押起来，在审讯时他经不起威逼利诱，供出了李红和张隆德。宪兵队便秘密策划，又将他放了回来。对此，李红和张隆德全然不知。
2月24日(农历正月初十)，李红按原计划来到孙肇爵家。孙肇爵见张隆德没有来，便没动声色。孙热情接待了李红，并向她汇报了反正的准备情况。这时的孙肇爵已包藏祸心，但李红没有看出破绽。两人约定农历正月十五那天，由张隆德和李红一同来日照城商讨起义的行动计划。李红及时向部队领导汇报了情况，部队随之做好了接应孙肇爵和周绪朋起义的准备工作。
是年2月29日(农历正月十五日)，李红和张隆德同往常一样，随着崖头村到城里赶大集卖花生米的农民一起到了日照县城。
孙肇爵见张隆德来了，随即赶上前去，李红也凑了过来。霎时，十几个便衣特务围了过来，逮捕了李红和张隆德。这时，孙肇爵早已悄然离去。与此同时，周绪朋也被伪军便衣大队从平台抓到日照城，他的队副薄祝云得知后，立即到便衣大队找到大队长丁介夫将周绪朋保释。
李红和张隆德被捕后，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她仍然至死不屈。
1943年3月5日(正月二十日)，敌人出动了大批军警，将李红和张隆德押到日照县城西南岭的申家林里，将他们一起枪杀。两位烈士的躯体被日寇的狼狗撕碎，其惨状目不忍睹，李红时年46岁。
金野博 他与中国人民的胜利同在
金野博(原名今野博)，1919年出生于日本国本州岛秋田县，就读于县实业学校。毕业不久即应征入伍，被编入侵华日军第32师团长田大队服役。
1938年春，金野博随所在的日军侵华部队——— 长田大队，从日本芝浦港乘运输船侵入我国，在青岛登陆，经济宁到汶上县驻扎。是年8月2日，日军三十二师团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率日伪军400余人，从汶上向梁山县进犯。当日军进入梁山前集时，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的指挥下，我在此设伏一 一五师特务营向日军发起猛烈袭击。敌人仓皇逃向梁山西南独山庄。晚8时，我八路军从四面八方向敌人继续发起猛攻，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歼日伪军长田敏江少佐部下300余人，俘虏29人，其中就有金野博。当时金野博等几个日本兵正躲在一栋民房里，准备伺机逃走，后被我军发现，当了俘虏。
金野博被俘后，在八路军的关怀教育和日本人觉悟联盟成员的帮助下，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八路军的俘虏政策非常感动，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有了一定的认识，开始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在延安“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会”的影响下，1941年6月2日，金野博和其他4名日本军人一起，在八路军山东纵队驻地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1944年改称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大西正为支部长，上申庄太郎为副支部长，金野博为宣传委员。在成立大会上，金野博作了极其诚恳的发言。他说：“我们解脱日本军阀的枷锁，参加中国人民抗日阵营，得以亲近如此伟大民族的革命战士，感到无上光荣。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在这场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中，唤起日本劳苦大众，推进反侵略运动，促使人民及早觉醒，消灭全人类的共同敌人——— 日本帝国主义。”他的发言及该支部通过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宣言》和《告日本士兵书》，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是年7月7日，金野博与其他三名日本人宣誓参加了中国八路军，受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等首长的欢迎。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7月22日，他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我们觉醒了，我们坚决站在革命立场上，为中日两国人民彻底解放，奋斗到底！”的言辞，表明了支持中国人民反抗日军侵略的决心，也激发了日本官兵的思乡念亲之情，瓦解了日军斗志。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山东支部由几个盟员发展到5个分支部，成员有近百人。为此，我军专门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金野博被调往该校参加学习。在校期间，他从来不旷课。通过学习，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他发现房东老大爷生活十分困难时，从自己的津贴中拿出10元钱送给房东，1943年1月7日《解放日报》对此作了报道。今野博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我鲁中军区部队工作，随部队先后转战莱芜、博山一带，从事各种反战工作。由于他工作出色，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并担任了日本解放联盟鲁中支部长。
1944年春，金野博接到日本解放联盟山东支部的通知，要他回沂蒙抗日根据地汇报工作。在武工队员的护送下，于当日晚走出敌占区，来到日照县高兴区汪家庄子村北山住下休息。不料在第二天拂晓，驻涛雒的日伪军出动到高兴一带“扫荡”，金野博与敌军遭遇，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不幸被捕。
金野博被捕后，据伪军里的情报关系报告，他表现得非常坚强，敌人无论怎样毒打，他就是不开口。开始敌人迷惑不解，认为八路军里还有哑巴兵。后来发现他生理上并没有缺陷，还是个日本人。便将他送交日照城里的日军直接看押审讯。我武工队得知后，一方面通知与金野博有关系的人员迅速转移，一方面利用关系营救金野博，但终未成功。后来，金野博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了。牺牲时年仅25岁。
1983年5月5日，萧华同志为《抗日山志》所做的序言再次高度评价金野博：“他与中国人民的胜利同在，与中国的高山流水同在。”
郑勇 坚贞不屈的女烈士
郑勇是东港区后村镇辛兴村人。自幼聪颖，好学上进。1938年，她的哥哥郑锦章参加了革命，使她从兄长的革命活动中受到了启发和教育。当日本侵略者踏进了日照，大肆狂轰滥炸，烧杀抢掠时，激起了郑勇对日本强盗的无比愤恨。为救亡图存，她走出家庭，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洪流中。
郑勇的家处在敌占区，但她不顾环境险恶，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传送情报、接待和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开展革命活动的任务。1939年秋，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1940年春，中共日照县委决定调郑勇到县民运部任宣传干事，同时决定郑勇原担任的工作由她的嫂子牟均接替，并由党组织批准，由郑勇介绍牟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北工委成立后，工委决定加强对敌战区的工作，将秘密联络站设在郑勇家里，并且有的同志还需要长期住在她家。辛兴村地处边沿，相距不远的平台村就有伪军据点，离日照城也很近。敌人经常在这一带骚扰，掩护工作困难很大。郑勇深知这一任务的艰巨。但她和哥哥参加革命工作在外，家里只有母亲、嫂子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侄女，掩护同志和传送信件的重任自然就落在嫂子和母亲身上。郑勇回家向嫂子和母亲讲了工委的决定后，这位年逾六旬的母亲和嫂子听后，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她们多次与敌特巧妙周旋，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此后，党组织派郑勇参加了县委民运部驻望海区工作组，她和同志们一起经常化装深入敌占区，秘密发动群众，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她不畏艰难困苦，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成为青年妇女中的楷模。是年夏，根据地环境恶化，为巩固根据地和加强边沿地区的工作，县委调郑勇到民运部四区工作组工作，主要活动在日照南部的安岚、碑廓、虎山以及赣榆县靠近日照的一些村庄。当时，国民党57军和一些杂牌军盘踞在这一带，名义上同我们合作抗日，实际上与我貌合神离，随时都有发生摩擦的可能。工作组的同志随时都有被捕和暗杀的危险，郑勇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到最困难的村庄，宣传废除旧官税制，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41年9月，县委派她到鲁中区党校学习，是年冬，日寇在鲁中区进行大规模铁壁合围，清剿“扫荡”，党组织决定党校暂时停办，学员分散转移。郑勇等11名学员被编为一组，由组长主德远带队前往滨海地委机关驻地莒南县老牛腰转移。为避开沿途岗哨，他们攀山越岭，绕道而行，每天行程百余里。
时值1942年农历大年除夕，晚八九点钟，他们途经莒县毛家堰村，这里离夏庄日寇据点约五六里路，周围碉堡林立，封锁森严，在夜间很难通过。主德远考虑到同志们衣着单薄，一路上不得饱餐，又饥又冷，便带大家到他一个亲戚家休息吃饭，准备于拂晓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临莒公路。不料，被串门的汉奸伪保长张金升侦知，他溜到夏庄日寇据点，向翻译官杜介甫报告了。当夜12点左右，夏庄据点的鬼子和伪军300余人，由张金升带路，急奔毛家堰，没有搜到我党校学员，便又分兵包围了周围山沟、树林。正当主德远带领大家顺沟向西北方向转移时，突遇敌人阻击，他即指挥学员向外突围。终因寡不敌众，仅有5人突围，3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郑勇、彭桂臻和主德远三同志不幸被俘，被敌带到夏庄据点。
1942年正月初三上午，两个伪兵把反绑的郑勇架进了刑讯室。刑讯室的梁上挂着绳子，地上摆着马鞭、棍棒、刀子等一大堆刑具。郑勇朝匪徒们和刑具扫视了一眼，嘴角显露出对敌人的嘲笑和篾视。敌人毒打郑勇时的狂叫声和郑勇坚贞不屈痛斥敌人的声音，不断从碉堡传出，附近的群众都隔墙相闻。他们对郑勇的英雄行为钦佩万分，对残暴凶狠的敌人痛心疾首。这期间，上级党组织曾进行营救，但未能救出。
正月初五中午，十几个持枪的匪徒把郑勇和彭桂臻押到刑场。敌人的子弹穿透了英雄的身躯，她们把闪光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郑勇牺牲时年仅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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