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的日照人民抗日武装

中共日照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坚持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八年抗战中，在党的领导下，日照人民抗日武装由无到有、由弱到强，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变日军后方为前方，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为赢得日照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抗战伊始，日照人民抗日武装蓬勃兴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丧心病狂的日军大举进犯华北。10月，战火烧到山东。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率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及省政府官员稍作抵抗，便仓皇南逃。在这危急时刻，中共山东省委毅然担负起领导山东人民抗战的重任，根据中共中央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中共北方局“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建抗日武装的具体纲领，并于1938年1月1日领导创建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为各地组建抗日武装提供了直接经验。
　　抗日浪潮在日照大地迅速涌起。分散各地的共产党员纷纷响应，成为组建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他们会同当地一些爱国青年、爱国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的国民党中下层官吏及地方名流，踊跃组建日照人民抗日救亡武装。
　　十字路抗日游击大队1937年8月，莒县十字路(现属莒南县)的爱国进步人士谢辉以国民党政府涝坡乡乡长的公开身份，动员当地百余名青年及农民，成立十字路抗日游击大队。谢辉任大队长。
　　游击大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这引起了国民党莒县县长许树声的注意，他采取威逼利诱手段，企图收编这支队伍。中共临沂地下党员崔介得知消息后主动同谢辉磋商，将这支队伍发展成为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为防止游击队被地方实力派吞并，也为更好地解决弹药、给养问题，根据中共临沂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游击大队暂时接受了国民党鲁南第三专员张里元的收编，番号为“第三专署保安司令部独立营第三连”。
　　此后，张里元以断绝供给相威胁，妄图彻底分化瓦解游击队。部队处境极为险恶。这时，驻临沂的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共地下工委的张岗、汪洋等人秘密打入该营，随时掌握部队动态。1938年春，张里元命令独立营在五六个“政工专员”的随军监视下开赴葛庄作战，并密嘱该营营长相机“消灭”三连这支“红了的”队伍。党组织获取这一情况后，在国民党顽固派痛下杀手时奋起自卫，解除了营长及第一连的武装，宣布起义参加八路军。随后，部队到达淄川境内的马棚村与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会合。4月，被编为第四支队三团，汪洋任团长。
　　高坊乡民众抗敌自卫团1937年10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的学生郭有邻，接受省委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赵建民等人的指派，返回家乡莒县开展工作。他一回到泥沟子村家中，就马上联系了小学教师王禹民，以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为主要发展对象，着手创建抗日队伍。其间，他们还主动结识了国民党莒县高坊乡乡长刘克诚。刘克诚慷慨提供枪支与粮食，还以乡公所的名义公开发动各村青年参加抗日队伍。抗日的旌旗很快就在莒县西南部的山头渊村、石井、辛庄、车辋沟、汀水一带高高擎起。
　　与此同时，郭有邻又来到莒县第一小学（城里小学）、第四小学（陈家屯小学）等处开展抗日宣传。11月初，郭有邻、刘克诚、庞汇川等人聚集在莒城西南部的珍珠山上的三官庙，宣布成立高坊乡民众抗敌自卫团。自卫团成立之初大约有50多人，由刘克诚任团长、郭有邻任指导员。同月10日，由莒县各村自愿抗日的青年组成的第一中队就在珍珠山上正式成立。随后，由共产党争取过来的一些进步佛教会员组成的第二中队在莒县第四小学宣布成立。
　　聚宝乡民众抗敌自卫团1937年10月，被国民党监狱关押长达4年之久的共产党员主纪先获释后刚返回家乡莒县，就马不停蹄地开展党的工作。他联系到西辛庄的孔福亭、张百川等人，先是把大革命时期建立的西辛庄和主家岭两个党支部恢复启动起来，然后继续发展党员，创建抗日队伍。
　　当时，朱班卿与朱仲祥二人在土山一带拉起来一支约三四十人的自卫团，平日维护社会治安，杀富济贫，在当地群众中威望较高。孔福亭和张百川便主动加入这支队伍，通过各种机会向朱班卿介绍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最终掌握了这支武装，并于1937年11月将其改编为莒县聚宝乡民众抗敌自卫团，由朱班卿任团长。
　　1938年3月5日，在山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高坊乡民众抗敌自卫团和聚宝乡民众抗敌自卫团在砚疃胜利会师，扩编成立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共计300多人，从而基本实现了莒县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统一。同月下旬，又和沂水县的抗日武装合编成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共计500多人。7月，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指示，第四支队第六大队由沂水县开赴莒县岳家沟一带，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并迅速成长为开辟鲁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基干力量。
　　崮西抗日游击队卢沟桥事变后，在峄县乡农学校求学的马骅回到家乡莒县的吕家崮西村，四处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组建抗日武装。1938年2月15日，马骅与马跃崙一起以本村马姓青年为主，组织起一支约30多人的抗日队伍，在村子的老营顶宣布成立崮西抗日游击队，并公推马跃崙为队长，主要活跃在莒县东南部的崮西一带。
　　3月，马跃崙为给这支队伍寻个靠山，被国民党许树声部收编为莒县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5月，马骅参加莒县战地干部训练班学习，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训练班结束之后返回第十一中队担任指导员，为争取起义积蓄进步力量。1939年队伍被改编为国民党山东暂编第一师第一旅三团二营，当地群众习惯称之为“马营”。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后，1940年5月，在八路军一支队二团和“马营”内部的马骅等共产党员组织下，“马营”英勇起义，改编为八路军莒县独立团。9月，被整编为八路军山纵二旅六团，马跃崙任团长，王建青任政委。
　　涛雒抗日自卫队1938年春，国民党第五十七军中共地下工委派王子振到日照县涛雒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王子振的影响下，栈子村人李狄雪带领一些进步学生采取串联的方法，团结当地群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
　　与之同时，国民党党员牟希禹在日照县四处宣扬国民党的抗日主张，借机腐蚀、拉拢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为粉碎牟希禹的阴谋，李狄雪、许耀林等人紧急动员了叶金刚、许伯明等人从青岛返乡，分散到各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声讨日军侵略中国的残暴事实，号召群众团结起来保家卫国，在较短时间内就团结了四五十名同学，并募捐到30余支枪。麦穗泛黄时节，在栈子村的小学里，李狄雪主持召开了抗日自卫队成立大会，宣布涛雒抗日自卫队成立。
　　抗日自卫队成立后，除走街串巷地进行抗日宣传以外，还组织领导沿海群众开展抵制日货行动，查禁资敌物资。7月，因国民党第五十七军奉命调离，自卫队随即与第五十七军中共地下工委失掉联系。为保存实力，自卫队化整为零，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直至1940年，重新集结编入日照县大队。
　　抗战初期，日照地区成立的抗日武装队伍较多，实力较大的还有：王尽美的儿子王乃征组织成立的第四游击区独立第一支队；原莒县城关党支部书记杨作舟等人组织成立的第四游击区独立第二支队；宋寿田和宋延琴组织建立的莒县招贤抗日游击队；日照县陆家庄子(今属五莲洪凝街道)人牟志真和牟益民组织建立的第四游击区独立第一支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活动于五莲山区东北部。这些抗日武装的兵员多为农民和党组织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缺乏军政干部，装备与经费困难，作战经验不足，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亟待提高。但是，他们大多由共产党员和爱国先进分子组织领导，抗战热情高涨，群众基础较好，而且，重视处理与友军的关系，较好地利用了国共统一战线的优势，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实践，这些抗日武装很快成长为开辟各抗日根据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力量。
　　二、1939年秋至1940年底，日照人民抗日武装迅猛发展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战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整其侵华战略和策略，在军事上基本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集团，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至11月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大力“巩固华北和发展华中”等战略部署，重申了将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时局的变化，1939年1月，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加强县、区地方武装建设，组织乡村抗日自卫团。
　　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又在日照党组织恢复建立与发展的大力推动下，1939年秋至1940年底，日照人民抗日武装获得迅猛发展。其中，有各地党组织领导建立的脱产的抗日武装，统称为地方抗日武装，其活动范围只限于日照本地。例如，规模和影响力均大的有日照县大队、莒县县大队等；同时，又存在党组织领导下的不脱产的抗日武装，统称为群众抗日武装，在日照各地又分别被叫作自卫团、武装常备队、联防队、基干民兵队、青年救国联合会、儿童抗日救国团、游击小组等。
　　日照县县大队1939年6月至8月，日军对沂蒙山区野蛮进行了第一次大“扫荡”，其间，中共日照县委根据鲁东南特委(1939年7月，改称为五地委)的指示，一面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各村建立抗日自卫团，一面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建立县、区抗日武装队伍，配合主力部队，共同反击日军侵略。
　　经过艰苦努力，7月初，县委在白云寺将队伍组建起来，共计30余人，编成一个排，由郑世珣任排长。不久，部队移驻到望海寺，扩建了第二中队。1939年底，皋陆的丁香斋拉起了约五六十人的一支队伍，被编为第三中队。县委将这3支队伍在黄埠村进行统一整编，正式成立日照县县大队，下辖3个中队，总计300余人，由五地委军事部拟番号为“三大队”，日照县委书记郑子久兼任大队长、政委。
　　县大队的军需供应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困难。为此，县委领导主动带头捐款捐物。郑子久、杨心培、刘鸿若等人宁可自己缺衣穿，也献出衣物先让战士们穿，孙汉卿将自己仅有的10元钱交给部队。平日，大家经常填不饱肚子，靠挖野菜充饥。但是，战士们严格遵守纪律，绝不惊扰百姓，无形中扩大了对群众的影响。群众积极参军参战，至1940年初，县大队又新增第四、五中队。12月，根据上级指示，县大队升级到主力部队，各区中队和乡分队也根据实际情况相应实行了升级，充实加强了县大队，这时，县大队总人数达400余人，重新编为3个中队，番号为“四大队”。之后，县大队又经过了屡次升级。1943年4月，被编入滨海军区警备团。
　　莒县县大队早在1933年，莒县境内的一些村庄兴起了“金钟罩”这一封建组织，它在反抗国民党政府和地主的沉重捐税及防匪防盗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共鲁东南特委经多次调研后，决定利用“金钟罩”迅速发动群众抗日。
　　为掌握“金钟罩”发展的绝对领导权，1939年春，中共鲁东南特委向莒县县委下达了具体工作指示：一是莒县一、六、七、八区党员干部带头参加“金钟罩”，通过办会掌握会门领导权；二是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恢复发展会门组织，尤其注意大量发展贫苦劳动群众入会；三是在会众中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建立群众武装；四是注意培养和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
　　凡有“金钟罩”的村庄，均设一座龛堂。晚间，会员聚集在龛堂，名义上是去烧香、祈祷，实际上是共产党员利用群众集中的机会，进行抗日斗争教育。会员的抗日热情很快被点燃。各村以会员为骨干，纷纷建立起抗日自卫队，由各村党支部书记或共产党员任自卫队指导员。同时，各分区委分片对自卫队员进行集训，提高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
　　在此基础上，11月初，王玉璞领导100余名青壮年成立了一支全脱产的武装常备队。为筹措武器，王玉璞不惜变卖家产。常备队经常活动于山头渊一带，仅半年内就与敌发生较大战斗数十次，发展到500多人。与之同时，卞子策在莒县七区成立了一支武装常备队。莒县一区的杜信等人在荆家村、吕庄一带发展会员400多人，在凤凰山庙也成立了一支武装常备队。1940 年3月，根据鲁东南军政委员会与山纵第九支队的要求，以“金钟罩”为基础建立的这三支武装常备队升级到八路军主力部队，合编为八路军山纵第九支队第一大队，接着，月底，莒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为保障抗日民主政府和全县人民的安全，4月上旬，山纵第九支队作出决定，将第九支队第一大队改编为莒县县大队，王玉璞任大队长。9月，山东纵队实行第四期整训，在整编中，莒县县大队再次升级，被编为山纵二旅六团三营。
　　群众抗日武装。1939年8月反日军 “扫荡”结束后，日照各级党组织重整旗鼓，在积极发展地方抗日武装的同时，组织宣传发动群众，推动各村建立群众抗日武装。这些群众武装不脱离生产，无统一名称，活动方式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抗日根据地内部公开活动；在边沿地区和敌战区，半公开活动。
　　1940年4月，五地委在桑园大土门村召开第五战区鲁东南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领导各县建立职工武装，动员职工会员参军参战，广泛开展对敌斗争。按照这一要求，莒县的来逢义和陈淑绥二人发动了莒县七、八区一带的职工会员和农救会的骨干分子约100余人，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职工大队第一中队。这支队伍多次拆毁台潍路的桥梁设施，割断电话线，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配合主力部队，夜袭、围歼日伪据点。在日照县，1940年春，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和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分别成立，并各自组建了武装队伍。在五莲山区，1939年5月成立了诸(城)日(照)边区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团指挥部，古方廷任指挥。在指挥部统一领导下，至1940年春，几乎村村成立了自卫团，甚至当地一些会门组织如大刀会、红枪会等也被发展为自卫团，一时间自卫团员总数多达十几万人。
　　日照人民抗日武装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下不断磨砺成长，继1940年之后，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又涌现出莒中县大队、莒中独立营、莒中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八年抗战中，日照人民抗日武装既分别协同八路军主力部队夺取了甲子山战役、三关口战斗、石沟崖战役、莒城战役等较大规模战斗的胜利，又积极承担起站岗放哨、清查汉奸特务、侦察敌情、传递情报、破坏交通、反对资敌、维持社会治安、建立和保卫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等任务，以分散游击的方式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对日全面反攻、光复日照立下了卓越功勋。
　　（执笔：王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