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梦想的殿堂

梦想的殿堂

　　坚守·科学殿堂

　　来到首都，步入大学校门，对李玲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
　　“由喜爱文学转向理工，这对我不是件小事而是个大转折。但我从选定报考理工的那天起，就已经痛下决心：要终生与理工为伴，绝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因为三心二意的结果是什么事也做不好。我将积极地去迎接新的挑战，我不能辜负父亲的期望和母亲的苦心，也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对我们年轻人的厚望。”
　　“幸而，我在中学时不偏科，理科方面的成绩也很好，这使我在大学学习中得心应手。至于文学，我偶尔想到它，但我知道今后这只能是我的业余爱好了。”
　　很快，成绩优异的李玲就在班上崭露头角。
　　大学五年中，政治运动不断：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都对教学造成了冲击。李玲通过奋斗弥补了这些不足，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离毕业还有半年，李玲就提前留校了。她很喜欢教师这一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使她自豪。即使在文革十年“读书无用论”和“教师倒霉论”全国泛滥的时候，她也未改初衷。
　　李玲遇上了很好的机会。
　　“刚到教研室，我就被指定为教研室秘书。这个教研室里，在学术上执牛耳的是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的叶培大先生。他在邮电大学、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电信领域都有很高的声望。彼时，微波通信在我国刚刚兴起，是尖端技术。我被分配到‘微波’小组。”
　　戴着“白牌”，即以学生身份登上大学讲台，是李玲教学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一件大事。
　　“在当年，它被认为是邮电学院校园里影响颇深的一件‘教育革命创举’。一天，室主任易先生突然找我谈话，指定我去讲微波技术这门课，讲的内容又是课程的难点。我在老教师的帮助和大形势的推动下走上了大学讲坛。”
　　1960年3月15日，是李玲踏上大学讲台的第一天，对她来说，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下午，校园里贴出了几张大字报，说一个没有毕业的学生，能把尖端课程讲好，是一个创举。又说，这是教育改革中邮电学院里一朵激动人心的红花。
　　“白牌登台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发生的一个特殊事件。它对我的正面作用是让我具有比其他同志早得多的教学实践和更多的机会，加速了我的成长。负面影响是，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我作为‘一棵修正主义苗子’被批判，受到了剧烈的心灵冲击。”
　　经过了历次运动的起伏跌宕，经过了风风雨雨的磨炼，李玲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成熟的看法：“一个人任何时候都要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按自己的良心去办事。”她相信不管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青年都需要文化和知识。
　　“长期的封闭，使我们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在我们忙着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干校走‘五七道路’的时候，国外电信业在飞速发展，电信行业的一颗新星冉冉升起，那就是令人目眩神迷的光纤通信。光纤通信用比头发还细的‘玻璃丝’代替金属电缆来传输通信信号，这是对过去通信概念的颠覆。”
　　李玲在叶培大、吴彝尊等科学家的带动下，在我国光纤通信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一领域。从此她与光纤通信结缘，在这个领域里一干将近40年。
　　“作为叶培大团队的一员，我有幸近距离接触了高锟博士等世界大师级的专家。对我来说，这些专家教授是我光纤通信的启蒙师，他们使我在起步时就接触到国际光纤通信发展的前沿。”
　　1977年，李玲为文革后入学的第一届大学生开了光纤通信课，并与同事们一起编撰了《光纤通信基础》《光纤通信》等四种本科教材，开出实验，建立了较完整的光纤通信教学体系，为此得到了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同时，完成多项光纤通信研究课题。
　　李玲主持的《相干光光纤通信系统及关键部件》成为国家科委、计委、财政部联合表彰的“七五”453个攻关项目之一，该项目还获得邮电部科技攻关一等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另一项目“光纤型偏振控制器”获科技进步三等奖。李玲和她的团队，还以教研室的研究成果《光纤多路电视传输系统》为契机，完成了多项光纤电视传输工程，其中中南海的北戴河工程最具代表性，它解决了中央首长暑期在北戴河办公、看电视的难题，得到了中央办公厅的表扬。
　　“这一工作为我国光缆有线电视的发展做了一定的先期工作。它带给我的好处是使我走出学校的高墙，有了这样迥异于教学、科研的非常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库藏，也使我有了一次服务社会的机会。”
　　1992年，李玲被授予北京市“三八”红旗手称号，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5年，被母校淄博一中授予“功勋校友”荣誉称号。
　　说起对自己的评价，李玲说：“我是一个合格的教师，学生的肯定是对教师的最好回报。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评选最佳女演员，一群学生对我说‘如果评选最佳女教师，我们投您的票’。虽是玩笑话，但我知道他们是真诚的。”
　　李玲指导过的研究生近50名，他们在国内外不同单位，为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作着不同的贡献。他们的成就和进步，是对李玲最好的激励和回报。